曲阜市委書記李長勝日前“不孝者不得提拔重用”的言論，引起公眾廣泛關注。近日媒體報道，曲阜已就輿論關切給出了回應：今年8月，曲阜市下發了《關於打造“彬彬有禮”道德城市的意見》，“孝”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況且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普通市民能做到，領導幹部更應率先並嚴格做到“以孝為先”。該市目前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考核標準，正在進行反覆座談和調研，然後再形成意見出臺。
“不孝者不提拔”引起熱議，看點有兩個：其一，在現代公務員體制下如何處理官員“私德”的問題，官員的“私德”是否必然關涉其履職能力和公共服務水準？其二，“孝”的考核標準是否能真正量化？如果“孝”不能以“陪父母逛街、吃飯、看電影”這種瑣碎的教條衡量，那麼對官員的考核是不是也會陷入之前曾廣受質疑的“新二十四孝”標準那種荒唐？
從常理上說，服務公眾的能力必然建立在健全人格的基礎之上，而“孝”本身是人格的重要組成。至於從制度上對此作出規定，則有中國公務員體制的歷史文化特色。孔子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來強調主政者的德性對社會的教化作用，而這種示範和教化千百年來已成為中國官員的重要職責之一。任何制度都要落地于文化土壤，現代公務員制度也不例外，這使得我們對公務員的管理與考核，有了傳統和現代的雙重特點，以“孝”為標準的合理性正在於此。
有評論者指出，公務員“私德”不“私”，而包括“孝”在內的家庭美德標準也是官員考核的通例。2011年底，中組部印發《關於加強對幹部德的考核意見》，要求突出“德”在幹部標準中的主導作用，其中明確提到，要考核幹部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個人品德、家庭美德。從媒體報道看，湖北、河南等多個省份的地市已經根據該精神，完善“孝敬父母”的考核標準。這樣看來，曲阜的“孝”標準是對中央要求的細化措施，只不過因單獨提出且配以孔子故里的背景，才如此引人注目。
至於這個標準的操作性問題，量化評價孝心固然不易，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一個人孝順與否一般是有明確判斷的，而且這些判斷往往歧義不大。也就是說，一個人孝的品行見諸其朋友、家人、鄰居、同事的日常印象，基層考核往往有賴於此。對北京、上海這樣的現代化城市而言，強調製度的剛性和文字的明晰性非常有必要，而在基層，政治學意義上的“公共生活”其實難以和倫理生活清晰切割，對德行的考核還要借助人家里弄、街頭巷尾的日常評議。因此，沒拿出條分縷析的條文，不見得就意味著政策無法落地。筆者以為，曲阜市不必迫於輿論壓力，非要研究出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選拔出德才兼備、經得住考驗的好幹部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