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馬慧聰現象”,純文學真的式微了嗎

時間:2012-05-03 12:58   來源:中國網

  “近日,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蜚聲文壇的《草原》文學雜誌下半月刊,以強大的陣容和精準的選稿,推出了《草原·綠色文學:中國80後詩人作品大展》專號,合著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掀起的中國詩歌熱潮剛剛退下沸點的節拍,再一次將式微的中國詩歌推進了話題榜,然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此次大展的主編居然是一名叫馬慧聰的80後‘輟學少年’”。(人民網)

  按當下不斷在經濟大潮中遭遇衝擊而越來越被邊緣化的純文學狀態來看,詩歌的地位顯得更為尷尬。而在當今社會,一旦提及詩歌或者詩人,熟悉文學史的人都會揪出上世紀80年的詩歌黃金時代侃侃而談,並面露悅色,但更多的不懂文學史,甚至已經喪失文字信仰的人,則會表示不屑,甚至破口大罵,如近幾年,趙麗華的“梨花體”,車延高的“羊羔體”以及鳳姐一流的“鳳姐體”等,真可謂“體體性感,體體譁然,體體魂不附體”。

  其實真正的詩人還是存在的,那些默默努力改變式微文學命運的人和事還有,只不過鳳毛麟角,顯得越來越需要一種超然的心胸去承受罷了。“80後”馬慧聰就是一個典型。在小縣城辦省級純文學大刊不但尚屬全國首例,而且還開了“80後”掌門純文學大刊的先河。

  如今,文學式微似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我們不妨聽聽中國純文學雜誌主編峰會上的聲音:先回憶一下上世紀80年代的輝煌,再講講上世紀90年代經歷的風雨,最後對今日的困境大吐苦水——近些年來,這種步驟似乎成了文學期刊“主人”們聚會時的三部曲。

  2010年,由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和小說選刊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全國文學期刊主編2010年北京峰會召開,《人民文學》、《當代》、《十月》、《中國作家》等近50家文學期刊的主編參加峰會。“這些年接受記者採訪,必有一條‘你對文學期刊困境的看法’?前幾年我們也會說如何困難、如何可憐,後來覺得這樣沒有意義。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困境,因此,我們更要思考:以什麼樣的方式去打拼自己的明天。”會議一開始,與會嘉賓就為會議定了與以往不同的基調。“當改革到來的時候,最先衝上去做事情的,將是在改革中站住腳的人,只是哀嘆、等待的人將被淘汰。文學期刊的情況雖各不相同,但是改革也會帶來不同的機會。”《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表示。

  然而,兩年來,這些曾經風光一時的“角兒”到底有沒有搶灘成功?實地考察,北京和廣州各大書店和報刊亭如今連《人民文學》、《小說選刊》的蹤影都很難覓到。據了解,現在的絕大多數文學期刊每年都有幾十萬不等的缺口。如某雜誌的直接成本(印刷、稿費)每年虧損達20萬元,只能用拉贊助及搞活動進行彌補,但難度還是很大;某老牌雜誌每年的資金缺口有70萬元~80萬元;某雜誌每年僅通過郵局發行5000冊一項就要虧損10萬元左右,加上其他的費用,每年資金缺口達30萬元~40萬元……由於發行量過小,許多文學期刊在發行上可謂連年虧損。這還是兩年前報攤偶能遇見的狀況。

  我們不妨以文學期刊陣營中詩刊的整體情況來說明文學期刊的衰落。在上世紀80年代,發行量超過10萬份的文學刊物比比皆是,而《詩刊》發行量一度高達74萬份。如今,國內詩刊每月總發行量大約在10萬份左右,而目前國內詩歌期刊有十幾種,也就是說,平均月發行量已經不到1萬份。其中,發行量最大的《詩刊》公佈的發行量為4萬份,包括上、下半月刊。有的詩刊類雜誌每月僅發行2000份,這其中還包括免費贈送的部分。

  種種跡象表明,純文學的式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陜西輟學80後詩人馬慧聰是為何“頂風而上”?難道純文學真的是如那麼多大刊主編所說的那樣窮酸嗎?到底是文學自身式微還是他們的心理式微?這便是人與人之間的差別。

  馬慧聰1984年出生於陜西神木,跟別的文學雜誌主編不一樣,他主編純文學雜誌的最大目是為了倡導和呼喚人們日益瀕危的環保意識,這似乎在全國其他主編看來簡直是南柯一夢,可馬慧聰做到了,而且他在神木縣主編的《草原·綠色文學》(現為《延河·綠色文學》)不但是省級大刊,而且堅守純文學路線。如今,馬慧聰利用雜誌作為陣地,團結了全國各地大批的優秀作者,創辦了陜西省青年文學社,並當上了社長,成為中國文壇上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然而,他是陜西神木人,卻與暴富無關;他在小縣城辦省級文學大刊,卻並非以文學為人生目標。“其實,我只是希望以文學作為橋梁,通過文學的感染力和號召力,最終提高公民的環保意識,我會堅持投身環保事業。”“作為黃土高原的孩子,我不想人們一提到黃土高原就想到黃色,她應該是綠色的。”這是一個“輟學少年”與式微文學的碰撞,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他一直做著天真的文學“綠”夢。在他看來:“陜北人民的心開始綠了,全國還會遠嗎?”。相比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搶灘市場的“80後”MOOK(雜誌書)主編作家,馬慧聰不以營利為目的受到了讀者的敬重,他主編的《草原·綠色文學》不但為式微純文學挽回了尊嚴,更給以市場利益為寫作和主編導向的作家傳達了一種不屑和對知識文化的無比敬畏。在全國雜誌主編中,還有誰比他更像主編?在那些一開會便避談發行量的雜誌主編和式微文學面前,馬慧聰的辦刊精神到底讓誰情何以堪?到底是文學自身式微還是他們心理式微?這才是“馬慧聰現象”的最值得探討的地方。

編輯: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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